民工街舞团的两个团长

  原标题:民工街舞团的两个团长

  福永万福民工街舞团在第七届外来青工文体节开幕式上表演。资料图片

  福永万福民工街舞团在第七届外来青工文体节开幕式上表演。资料图片

  街舞视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。起初在宿舍走廊偷偷练习,一有人经过立马停下,装着捡垃圾或聊天的样子。后来他们越跳越好,开始不在意人的眼光,也有人围观叫好。跳舞跟跆拳道不一样,跳街舞可以痛快做自己,不断突破自己。

  吃不饱饭还在跳舞的时候,他们都有清瘦的脸和健硕的身材;现在吃得饱饭,跳舞却变少了,两人都胖了许多,不复当年的眉目清朗。从一文不名到一夜成名,再到名气渐渐蒸发;从兄弟齐心追梦到各怀主意分飞,再到周遭非议渐起,名声似乎给他们开了个大玩笑。他们都更乐于谈论那些贫穷却热血的日子。

  周生财和郑健峰的皮肤都黑黑的,带着南国骄阳炙晒的痕迹。郑健峰身材比较高大,形容尚有稚气,说话爱用带着糙味的短句子。长他三岁的周生财个头不高,相貌比较老成稳重,谈吐清楚而准确。郑个性张扬,心思活络,想到什么做什么,说周“想到黄花菜都凉了,还没开始做事”;周则谨慎保守,喜欢从长计议,说郑“不做长远考虑,走不远”。

  周与郑的行事差异从早年经历中就可以看出端倪。

  那时候,一头长发飘飘、左臂上有纹身、既黑且瘦的周生财看起来像个危险人物。城中村里没有房东愿意把房子租给他,郑健峰的父母和上司也不满意他与周生财来往。事实上周生财是杂技圈里的人物,曾代表福永杂技团拿下全国专业杂技最高奖“金狮杯”金奖,并且连续三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《曲苑杂坛》“正月正”春节晚会。周生财自认是“从小从事文艺”的人,留长发是为了“塑造艺术形象”;纹身则是因为在一次演出中结识了云南佤族的舞蹈演员,看到他们“全身只要有肉的地方都有纹身”,觉得漂亮遂决定效仿。而他的艺术道路走得并不轻松,为了送他到杂技名校广西艺术学校学习,父母曾举债二十余万。这二十余万欠款为他日后的决定埋下伏笔。

  相比之下,剪着清爽短发的郑健峰却更有股难驯的叛逆与狠劲。他1988年生于浙江苍南,父母在深打工,他直至9岁才到深圳与父母团聚。初二时犯上网瘾,曾偷拿家里的钱,夜不归宿,与母亲打架时甚至抓下过母亲的一把头发。后来,郑健峰终于为无处释放的精力找到了用武之地——学跆拳道。他告诉记者,自己的叔叔在山西做煤矿老板,为了防止矿工闹事,开了一个武术基地,他干脆辍学去山西学艺。在那里,年纪小块头大的他练出拳脚,被父母接回深圳后做起跆拳道教练,收了不少“徒弟”。

  “遇到周生财,感觉找到了真正的朋友”,郑健峰回忆说。在那个18岁少年看来,过去几年一板一眼的跆拳道训练把自己憋坏了。而朋友“玩得来”的标准不外乎可以一起抽烟、喝酒、打游戏、骂脏话,郑健峰和周生财、劳永海一拍即合,他们过了一段恣意的日子,一起捣鼓过许多事。

  经不起家人和领导的唠叨,郑健峰干脆辞掉了薪水不菲的跆拳道教练,想与合心的朋友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彼时网络游戏“传奇”盛行,对网页开发一知半解的周生财弄了个私人服务器,郑健峰也给他投了笔钱,没想到网页刚上线第一天就被黑客攻击,毫无防备的私服陷入瘫痪。

  这次失败的“创业”之后,郑健峰、周生财与劳永海决定进工厂,第一份工做的是机箱电源,印象最深的事竟是与人打了三架。随后这家工厂迁去龙岗,“那是个很偏僻的地方,荒无人烟”,周生财回忆道,远离他们向往的都市,原本寂寥枯燥的打工生活更显无聊。

  正在这时,周生财想起了街舞,也就是这时,他们开始街舞之路。郑健峰说。那时候,工厂里没什么朋友,几个跳街舞的常常在一起玩,让他感觉不孤独。

  2街舞梦

  街舞起初是精神寄托,而后慢慢成为魔术,把一群工厂流水线上不起眼的小伙子变到世界的中央。“街舞有一种……你想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冲动,让你觉得像极限运动一样酷炫”,7月末,坐在福永文化艺术中心演艺厅,周生财对着空荡荡的座位和舞台说。

  关于街舞的青春梦可以回溯到2007年11月。是时,福永街道举办第二届“关爱劳务工”舞蹈大赛,文体中心舞蹈专干肖酉玲联系上了常在广场上跳街舞的周生财。周、郑、劳三人拉上另一个街舞爱好者,编了一个名为《青春的旋律》的舞蹈,标志动作是拿着砖头做一些街舞动作,竟然拿到特等奖。领着两千元奖金,在东北饺子馆吃庆功宴时,周生财提议组建一个街舞队,大家拍板同意,他成为队长。街舞团有了第一个名字——黑皮狗,跟他们一样带着落拓的市井气息。

  2008年初,周生财获悉深圳市发布第五届“创意舞大赛”通知,从视频《民工也疯狂》中得到灵感,依葫芦画瓢,在舞蹈中揉进了大量的劳务工生活场景。这个节目被舞团导演莫梓材看中,建议改为《快乐的建筑工》,而后获得金奖。莫梓材从此开始为街舞团出谋划策。

  “黑皮狗”最初依靠福永街道联系演出舞台,包括下乡活动和工厂演出,每人表演一场可以获得五元的酬劳。彼时的行政支持被团友阿龙表述为“有活动就叫你,没活动就待着”。一场演出每人可以挣50元,团员们想去表演,是因为看中了免费盒饭。

  2008年到2009年,是周生财和郑健峰最艰苦的时间,却也是他们最疯狂的练舞年华,“一天不练就浑身没劲”。九个团员在福永租了一间20多平米的房子,晚上一起地铺,翻个身还要喊口令。他们每天下午两三点开始在万福广场练舞,一直跳到凌晨两三点钟,回去煮一大锅饭,一天就吃这一餐。即使如此俭省,五十斤大米还是三五天就无影无踪。

  在这样的情况下,周生财和郑健峰还“忽悠”了一些人参加街舞团。有不少街上的小年轻到万福广场跟着他们跳舞。“到我们这里来吧,住得好,吃得好,还有工资可以拿”,郑健峰和周生财一唱一和地说动了阿龙,他决定投奔街舞团,一来就发现“上了当”。

  为了解决团队生计,周生财与郑健峰两个人外出上班,用一共只有1600元左右的工资供养9位团员。因为排舞的关系,团员要么被公司炒掉,要么自己辞了工,靠着无法保障频率的演出挣取生活费。2008年正逢金融危机,许多制造业工厂倒闭,另找工作更显艰难。然而周生财的魄力感染着他们,有时候团员们会不停地练舞以对抗饥饿,强撑到演出当天,领到出场费方能饱餐一顿。

  “那是他们最纯粹的时间,一场不起眼的演出都能用心地排练,痴迷跳舞”,福永文化艺术中心舞蹈专干肖惠霞回忆。揭不开锅的时候,周生财和团友常向她求助,彼时肖惠霞也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,最初两年的工资几乎都贡献出来借给团员,或为他们贴补生活。政府拨款的流程十分严格,遇到扶持款项迟迟拨不下来时,肖惠霞甚至跟领导拍过桌子。

  3艰难时

  2009年,这时福永杂技团要去韩国长期表演,邀请周生财参加。又正逢街舞团在准备CCTV舞蹈大赛群文奖,按照政府扶持款项的拨付要求,需要得到央视的正式通知,才能给街舞团支取经费。漫长的等待中,街舞团再次陷入经济上的窘境,没钱吃饭的团员纷纷离去。犹疑之下,周生财签下了赴韩演出的合同。周生财最终决定前往韩国,留下仅剩三人的队伍。

  经历过获奖的短暂喧嚣,街舞团一次次陷入困窘。周生财曾一度想要解散舞团,让大家各自另谋生路。谁知2009年的大年初七过后,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出租房,每个人手上都有点钱,他们又在一起过了两个月好生活,周生财和郑健峰也辞掉了工作。

  为了让大家的街舞梦有所依凭,周生财决定投靠政府,他再次向肖惠霞求助。肖惠霞答应了他,但要求改掉“黑皮狗”这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名字,“不然我怎么去向领导申请经费呢?”多方协调之下,周生财答应将街舞团改名为“万福街舞队”。

  至此,被正式“招安”的团队终于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费住处,并被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政绩,频繁推荐至省、市乃至国家级的比赛中。

  然而,一个艰难的抉择正在等待着周生财。2009年,这时福永杂技团要去韩国长期表演,邀请周生财参加。又正逢街舞团在准备CCTV舞蹈大赛群文奖,肖惠霞称,按照政府扶持款项的拨付要求,需要得到央视的正式通知,才能给街舞团支取经费。漫长的等待中,街舞团再次陷入经济上的窘境,没钱吃饭的团员纷纷离去。犹疑之下,周生财签下了赴韩演出的合同。

  “感觉命运给我开了一个戏剧性的玩笑”,周生财说。那年9月初,央视初赛通知终于下发。背负着家庭债务和毁约压力的周生财最终决定前往韩国,留下仅剩三人的队伍。

  对于周生财的离去,许多团员表示,这为日后团队的分裂和不睦埋下了伏笔。“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离开了我们,又在得到荣誉后回来,无论老团员还是新团员,都有不服气的地方”,团员阿龙说。莫梓材、肖惠霞和刚刚分娩归队的肖酉玲开始满世界找人,九月底,总算凑够了十六名参赛队员。

  郑健峰就是在这时毛遂自荐成为代理团长的,彼时他向福永街道承诺,“有我在,街舞团就在”。走马上任的郑健峰很快适应了新角色。福永街道工作人员回忆,郑健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“说话比较夸张,做事只做一半”,通知团员来排练经常忘记这个忘记那个,不过他总能在关键时候把大家组织在一起。对政府的演出,一开始都是满口应承,临走时来谈条件,令政府方面“很头疼”。相比之下,沉稳的周生财让人有更多好感。

  4骤成名

  2010年对街舞团而言是个关键年份。那一年,东方卫视制作的“中国达人秀”节目走红,为一些身怀绝技的普通人提供了舞台,郑健峰和他的队友也是攀上云梯的其中一员。随后,离开一年多的周生财突然出现在大家眼中。他在韩国赚了笔钱,还清了家里的欠债。街舞团出现了两个团长:原团长周生财和代理团长郑健峰。两兄弟重新聚首,一起上了“鲁豫有约”。慢慢地,错过了团队成名上升轨道关键期的周生财明白,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团队。

  “你们是做什么的?”在“中国达人秀”现场,评委伊能静问眼前穿着白T恤、滑板裤的年轻人。视频资料里,手握麦克风的郑健峰与其他队员一起大吼:“民工!”肖惠霞回忆,在“万福街舞团”这个称谓中加入“民工”二字,是节目组的主意,“不加就不能上节目”。

  其实郑健峰不喜欢别人叫他们“万福民工街舞团”,身边的兄弟也不喜欢。候场时如果听到有人喊“民工街舞团准备”,他们会假装听不到,先东张西望一下,再慢悠悠地站起身来。“‘民工’有点歧视的味道,我喜欢别人叫我们‘舞者’,这样比较酷”,郑健峰说。那段时间,郑健峰尝到了声名鹊起的甜头。和以前颇有“自high”性质的各类比赛相比,电视节目更容易让人处于大众偶像的流水线上。退场时,后台主持人也将他们类比昨韩国团体Super Junior,说他们一定能成为国际巨星。

  正是“民工街舞团”的标签,令他们乘着励志的快车红火一时,所到之处皆有当地的粉丝团相迎,团员开始不断刷新网友评论。郑健峰从对“民工街舞团”的称谓爱理不理,到“生怕别人报幕不提‘民工’”。

  几个月后,离开一年多的周生财突然出现在大家眼中。然而,慢慢地,错过了团队成名上升轨道关键期的周生财明白,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团队:认识他的老队员只有几个,其余新面孔都只服郑健峰,甚至有队员对其仍做队长甚至表示不满。也有熟悉周生财的人感觉到了他的变化,“以前是充满激情和凝聚力的一个人,后来也许是面对无法控制的局面,变得丧失了斗志,懒散”。

  更让周生财陌生的是突如其来的声名和街舞团的气氛,“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很淳朴、很纯洁的状态了”,他回忆道,团员不再仅仅把街舞当做业余爱好,而是对名利有了渴望。特别是郑健峰,骄傲的情绪溢于言表。“阿峰,你们只是上了一个选秀节目,就这么不可一世。我参加的全国的、世界的比赛,拿的奖比你们多得多。如果这个队伍你打算这样发展下去,是很危险的。”在饭桌上,周生财曾经这样对郑健峰说。

  成名的狂喜淹没了周生财的话。郑健峰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,有各大电视台的演出通告,也有各路记者的采访电话,有时一天要应付十几次一模一样的问题,反复说着“成名前吃不饱饭的经历”,渐渐有些惫懒。

  “明星”的世界正在朝他们含情脉脉地微笑。那时候,街舞团甚至不怎么接演出,全国的电视台都找他们上节目,热度持续了半年。“你们现在是明星了,做明星还是要有点排场和身价”,演出时遇到的经纪人都这样告诫郑健峰,他便向那些资深人士讨教经验,也慢慢学会了如何与演出商谈价钱、谈条件:要有独立的化妆室、要包机票、要住五星级酒店……团员们每个人的演出酬劳也从最初的50元提高到最高几万元。

  而周生财的保守心态多多少少令大家不悦。他坚持认为,“离开了‘民工’这个身份,街舞团就什么也不是,比我们跳得好的人多了去了”。与向往商业市场、认为“失败了大不了从头再来”的郑健峰不同,周生财保持着与政府的密切联系,担心出去闯荡毫无保障。

  街舞团继续攀上声名的巅峰,胜利暂时遮蔽了分裂的隐患。这年10月,民工街舞团参加了央视三套《我要上春晚》栏目,进入人气前三名的榜单,成功地拿到了登上春晚舞台的邀请函。2011年2月2日,街舞团24名团员登上春晚舞台,带着标志性的砖头,表演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。

  撰文

  南方日报记者 刘昊 李荣华

  实习生 刘玲

  栏目策划/统筹:张玮

  5伤纷飞

  更大的演艺市场似乎对民工街舞团敞开了大门。但无论周生财还是郑健峰,对团队管理、市场逻辑和文艺政策的认识都捉襟见肘。昔日窘迫的生活仍令他们记忆犹新,两人渐渐走出了不同的路数。对金钱、权力、商业化或公益化的分歧不断。郑健峰带领绝大多数一线队员出走,与一个广告公司签约,自谋发展;周生财继续留在福永文化艺术中心,只有6个二线队员留下,想借助政府的力量延续草根舞者的影响力。

  相比周生财的内向保守,郑健峰显然更适合洽谈演出事宜。“经营”成为他的口头禅,他越来越忙。周生财分析,“阿峰谈得多了,手上就有资源了,有了演出资源,他的胆量和荣誉感也更足、更膨胀。”

  相似的是,两个人都不愿放弃任何一位一起打拼上来的弟兄。在与许多经纪公司和广告公司洽谈合作时,几乎没有公司愿意与所有团员签约。不少公司提出,可以签下五六个主力队员,由其他人去做幕后,待遇有别。郑健峰和周生财都觉得难以接受,“这是背叛兄弟”,郑健峰说。这样的想法被坚持走市场化路线的莫梓材视为目光短浅,在他看来,只有分工合作才可以让团队走得更远。而事后郑健峰、周生财二人也分别向记者坦承,因为太看重兄弟感情,团队缺少规章,经营管理方法不专业,没有理清利益关系,才滋生了后事。

  名声就像熟透的桃子,甜得快,坏得也快。

  第一次弹劾团长事件发生于2011年7月,矛头指向周生财。当时,“福永农民工街舞团官方微博”称,“原民工街舞团队长周生财已退出队伍,以后民工街舞团跟他不再有任何关系,但此人仍自称是民工街舞团队长。请大家不要上当受骗而影响队伍,深圳民工街舞团只有一个团长就是郑健峰。”此言引起舆论哗然。

  这一冲突发端于两个团长的两个舞蹈班。春晚结束后,街舞团拿到了福永街道颁发的50万元奖金,平分给团员后,剩下一笔公共经费,周生财遂组织几个二线队员做街舞培训,让他们谋生。郑健峰随后萌生另开培训班的念头,问周生财的投资意向。“学街舞的人本来就不多,再搞一个培训班,水费、电费和房租都很难付清”,周生财直接泼了一瓢冷水。

  郑健峰仍坚持为舞蹈房装修,随后,两个舞蹈班因在派发传单时发生矛盾,周生财与郑健峰当着团员的面大吵一架。“你这个人思前想后,考虑得太多,我想到什么就做什么”,郑健峰指出长期以来两人最大的差异。“谁出去就不要回来,就不是这里的人了,把奖状证书都留下”,周生财这样回应了郑健峰。这让阿龙觉得,“团里原本民主的气氛变了”。

  出走前郑健峰还与政府有一场谈判,肖惠霞回忆,郑健峰提出,留下来的条件是政府给街舞团一栋楼,每年自己经营政府提供的30万元扶持经费。政府方面认为,郑健峰的要求超出了可承受范围,对于能给街道办什么样的效益,也缺少说明。

  随后,郑健峰带领绝大多数一线队员出走,与一个广告公司签约,自谋发展;周生财继续留在福永文化艺术中心,只有6个二线队员留下,想借助政府的力量延续草根舞者的影响力。

  今年1月14日,第二次微博弹劾事件发生。街舞团成员王拓发微博宣布,“经过民工街舞团全体团员以及深视窗公司考虑决定,解除街舞团原队长郑健峰队长职务,同时开除出街舞团……我们不需要整天吃喝玩乐、夸夸其谈、整天睡懒觉、无所事事、泡酒吧的负责人。”

  同样是钱惹的祸。离开福永文化艺术中心之后不久,郑健峰就买了30万的车和上百万的房,这令他的许多追随者心寒,“他每月8000元工资,演出收入又有限,短时间内怎么会有那么多钱?当兄弟们是傻子吗?”对此,郑健峰的解释是,买车的30万元中有6万是妻子垫的,而房子的首付是家人举债40多万所支付,这并不能说服队员。随后,一笔16万元演出费的分配问题,将队员的怒火彻底点爆。

  只有团员阿龙仍然选择相信郑健峰:“阿峰看起来开朗,其实有苦都往肚里咽,有误会也不解释清楚”。而在周生财看来,郑健峰失去信任的原因在于账目明细做不清楚、很少公开。

  郑健峰被踢出团队后,剩下的队员不久便与广告公司解约。几名队员在福永开舞蹈班,有的回家结婚,有的去别处做生意、打工。而周生财则带着几名队员,每两人负责一家工厂,教工人学街舞,“推广街舞文化”。作为街舞团里唯一与福永街道签订临聘合同的人,他还要负责福永文化艺术中心演艺厅的音响安装调试。

  街舞团就此分飞,肖惠霞感到失落和茫然。在她看来,郑健峰带领队员投靠广告公司,让街舞团在走向名誉高峰时轰然分裂。“真正的好团长是要牺牲自己的利益,自我要求严格,要懂艺术,要能牺牲自己利益为别人,郑健峰、周生财都做不到这一点。”看着他们一路走来的莫梓材说。

  6再聚首

  周、郑再次走在一起,是一出电影表演,电影棚里的黑色幽默,让他们看到真实自己与标签自己已经剥离。

  今年3月,深圳两家公司筹划开拍一部讲述民工歌舞团经历的电影,剧组请周生财和郑健峰“在电影中演自己”。这是他们多年的梦,没看剧本就欣然同意,并表示“不要演出费”。然而开拍后才发现自己并非主演。饰演片中主角——团长郑健峰的另有一位专业演员。郑健峰饰演早期一起打拼的劳永海,而周生财饰演另一位团员。

  两人再次团结在一起,这次的目的是找导演要演出费,否则就罢演。“又不是自己演自己,剧本里也没有让人感动的地方”,昔日一唱一和的默契又回来了。

  如今周生财和郑健峰的手机里依然存着对方电话,通过共同的朋友,也时常了解到彼此动向。两人都不像以前那样可以放肆地跳舞了,那喜新厌旧的名气渐渐离开他们,他们变得更胖,也很少玩网络游戏了。周生财有了女友,在街舞和婚姻两个重心之间摇摆不定。郑健峰有时会做些简单演出,没事就在家和朋友喝喝酒。在福永这个小地方,大家熟悉的几个吃喝玩乐的地点就那么几个,两人还会碰上。

  “你们之间有裂痕吗?”面对这个问题,周生财的回答是“没有”。“有时候想起过去的事,会觉得我们都很幼稚,现在都成熟了,我们没有谁做错,只是想法不一样”,他说。郑健峰的答案也是“没有”。他坐在福永的一家奶茶店里,不安地抠着奶茶杯上的标签,当被问到自己为何受到团员非议,他想了想说,“我不知道”——这是他面对尴尬问题时习惯的答案。

  昔日闹得沸沸扬扬,如今却又心平气和,周生财和郑健峰如何看待兄弟之情?“街舞团的小伙子们一直有这样的孩子气,今天一帮人不理谁,明天一帮人又孤立谁”,肖惠霞说。

  周生财向记者坦言,自己一直在计划着重新组织一个团队,“现在的街舞团受到很多限制,关系很复杂,责任落实不到位”。莫梓材亦分析,街舞团要想专业化,就必须走市场路线,而这条路上好团长是关键。

  “我有时候反省一下,真的不知道他们参加这个中国达人秀,是好还是不好,如果不参加,他们可能没那么出名,但是没那么浮躁,还是像以前那样热爱跳舞。”肖惠霞说。

  可以肯定的是,“想法一多,人心散了,回到当年单纯的样子就不可能了,而且年纪一大,就跳不动了”,周生财和郑健峰都这么说。不过,在“成名后遗症”之下,工厂和老家,似乎都成了回不去的地方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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